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工具箱中，政府采购正从传统的”后勤保障”角色转变为驱动科技创新的核心需求侧政策工具。2026年以来，多地政府采购科技产品制度迎来系统性升级——从首购订购制度的精细化设计到采购信号与金融工具的深度联动，政府采购不再仅仅是”买什么”的问题，而是演变为”通过采购撬动整个创新生态”的战略命题。这种转变背后，是财政政策从供给端补贴向需求端拉动的深刻转型。
一、首购订购制度升级：从政策宣示到可操作的制度框架
首购订购制度并非新概念，但长期以来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采购单位担心”第一个吃螃蟹”的合规风险，供应商则对采购规模和持续性缺乏信心。2026年的制度创新正在破解这一僵局。
北京、上海等地率先推出首购订购”白名单+负面清单”双轨管理机制。白名单明确优先采购的科技创新产品目录，涵盖人工智能核心部件、高端仪器设备、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负面清单则划定不予采购的情形，如存在安全隐患、知识产权纠纷等。这种制度设计既给了采购单位明确的操作指引，又保留了必要的风险防控底线。
更值得关注的是订购制度的”规模承诺”机制。部分地区开始尝试在年度预算中单列科技创新产品订购专项额度，并向社会公开采购计划。这种透明度提升极大增强了供应商的预期稳定性，使得企业敢于为政府采购订单投入研发资源。
二、采购信号撬动社会资本：从政府买单到市场跟投
政府采购最强大的功能不在于直接的采购金额，而在于其释放的信号效应。当政府决定采购某项科技创新产品时，本质上是对该技术路线可行性和市场前景的”官方背书”。聪明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信号效应来撬动社会资本。
深圳的实践颇具代表性。当地在政府采购中引入”采购意向预公告+社会资本跟投”机制——在正式发布采购公告前，先向社会公布采购意向和技术需求，吸引风险投资和产业资本提前介入。政府采购订单成为企业融资的”信用增级”工具，显著降低了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
这种”政采+融资”模式的乘数效应令人瞩目。据测算，深圳每1元政府采购订单可撬动3-5元社会资本跟投，杠杆效应远超传统的财政补贴模式。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介入带来了市场化的筛选机制，避免了政府单一判断可能带来的方向偏差。
三、政采与融资担保的联动创新
政府采购合同作为融资担保的底层资产，正在成为科技企业融资的新路径。传统上，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核心障碍是缺乏抵押物。而政府采购合同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预期，为融资担保提供了可靠的底层支撑。
浙江、江苏等地已推出”政采贷”标准化产品——凭借政府采购合同，企业无需额外抵押即可获得银行贷款，财政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承担部分违约风险。这种模式将政府采购的信用延伸到融资环节，形成了”采购合同→信用增级→融资落地→产品研发→交付验收”的完整闭环。
但这一模式也面临挑战。最大的风险在于产品交付的不确定性。科技创新产品往往处于迭代过程中，交付标准难以像传统采购那样精确界定。如果产品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性能，不仅采购合同可能违约，融资担保链条也会受到冲击。因此，建立科学的产品验收标准和风险分担机制是政采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制度协同的深层逻辑：需求侧政策的系统性重构
政府采购科技产品制度的创新，本质上反映了财政政策思维从”单向输血”向”生态培育”的转变。传统的财政补贴是供给端的”推”政策——政府出钱推动技术研发。而政府采购是需求端的”拉”政策——政府创造市场需求，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然成长。
推拉结合才能形成合力。理想的状态是：财政科技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和早期研发（推），政府采购为成熟技术提供规模化应用场景（拉），金融工具在中间环节提供融资支持（桥）。三者协同，才能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政策生态。
但现实中，这三个环节往往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政策协同存在制度障碍。科技部门管研发、财政部门管采购、金融监管部门管融资，各自为政导致政策碎片化。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将需求侧政策纳入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核心位置。
五、四川的实践空间与制度建议
四川在政府采购科技产品制度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跨区域采购协同提供了制度框架，西部科学城的产业集聚效应为政府采购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供给。四川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核技术等优势产业领域，都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产品等待市场验证。
四川的关键突破点在于制度协同。建议由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建立”科技创新采购与融资协同工作机制”，打通采购政策与金融工具的制度壁垒。具体而言，可以建立科技创新产品采购目录与信贷支持目录的互认机制，实现”一份目录、双重支持”。
同时，四川应积极探索跨区域政府采购协同。成渝两地可以联合发布科技创新产品采购目录，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单个项目的采购风险。这种区域协同不仅放大了政府采购的市场信号，也为中西部地区探索需求侧政策创新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政府采购科技产品制度的创新，表面上是采购方式的变革，实质上是财政政策从”管理者思维”向”生态构建者思维”的跃迁。当政府不再仅仅是”买家”，而是创新生态的”组织者”和”催化剂”时，财政政策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将被重新定义。这道转型题，四川需要尽快给出答案。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