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下的科技融资模式创新与制度突破

近年来,受土地财政收缩、刚性支出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持续加大。在这一背景下,传统依赖财政直接投入的科技融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亟需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可持续的科技融资新路径。

## 一、财政压力对科技投入的传导机制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通过多条渠道影响科技创新融资。首先是直接投入缩减效应——科技专项预算在财政紧平衡中往往首当其冲,部分地区科技支出增速从过去两位数回落至个位甚至负增长。其次是配套资金缺口效应——中央科技转移支付项目通常要求地方配套,财政困难地区配套能力不足,导致项目落地打折扣。第三是政府引导基金出资乏力——LP角色中政府出资到位率下降,影响基金整体募资和投资节奏。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压力并非均匀分布。东部发达地区凭借税基优势和产业基础,科技投入韧性较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面临更大的收支矛盾,科技创新融资渠道收窄更为明显。这种区域分化可能进一步拉大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差距。

## 二、科技融资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面对财政约束,各地在科技融资模式创新方面进行了多维度探索。

一是科技信贷风险分担机制的深化。通过建立”政银担”三方风险分担模式,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银行信贷投放。典型做法包括设立科技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科技企业提供低费率担保、银行内部单列科技信贷额度等。四川部分地区探索的”科创贷”模式,由财政出资设立风险补偿金,合作银行按1:10比例放大信贷规模,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难题。

二是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的制度创新。部分商业银行设立科技支行或科技金融专营部门,实行差异化的考核机制和容忍度政策。科技支行在客户准入、授信审批、贷后管理等方面建立专门流程,允许更高的不良率容忍度,并探索”贷款+选择权”等投贷联动模式。这种专业化经营有助于银行积累科技行业认知,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摩擦。

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赋能科技企业融资。北交所的设立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上市通道,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降低了科技企业的上市门槛。地方政府通过建立科技企业上市培育库、给予上市奖励等方式,引导更多科技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同时,区域性股权市场”科技创新专板”的建设,为早期科技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和规范化发展的平台。

四是科技租赁和科技保理等新兴融资工具的探索。科技租赁公司针对科技企业设备更新需求,提供融资租赁服务,解决科技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资金压力。科技保理则通过应收账款融资,帮助科技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盘活流动资产。这些工具丰富了科技融资的产品体系。

## 三、制度突破的关键方向

在财政压力常态化的背景下,科技融资制度的深层次突破需要聚焦以下方向。

首先是财政科技资金从”直接补贴”向”间接引导”转型。减少对具体项目的无偿补助,增加对风险补偿基金、引导基金、贴息贴费等杠杆型工具的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同时探索”后补助”机制,以企业研发投入增量作为补助依据,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其次是科技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建立科技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税务、海关、知识产权、科技项目等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信用画像。发展科技资产评估和交易体系,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培育科技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降低科技融资的交易成本。

再次是跨区域科技融资协同机制的建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战略框架下,探索科技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共享。通过区域性的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基金、联合引导基金等工具,实现科技融资的规模效应和风险分散。

最后是科技融资监管制度的适应性改革。针对科技企业高成长、高风险特征,完善差异化的金融监管框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度放宽科技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鼓励产品和服务创新。同时加强科技金融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防范新型风险。

## 四、结语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既是挑战也是倒逼机制,推动科技融资从依赖财政直接投入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转型。通过信贷风险分担、专营机构建设、资本市场赋能和新兴工具创新的多维探索,配合财政资金转型、基础设施完善和监管制度适应性改革,有望构建起可持续的科技融资新生态。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这一转型过程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和市场中介的协同发力,在制度创新中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持续关注财政政策、科技创新与融资模式的融合发展。*

数据要素财政化重塑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与科技融资新模式

在数字经济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数据要素正从单纯的生产资料逐步演变为具有财政属性的新型资产类别。数据财政化作为财政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命题,正在重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科技创新融资模式。这一趋势不仅关乎财政体制的深层次改革,更直接影响到专项债发行逻辑、科技融资渠道拓展和财政可持续性的根本性转变。

数据资产入表的财政意义

财政部《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数据资源正式纳入企业资产负债表。这一制度安排的意义远超会计范畴——它使得原本难以量化、难以定价的数据资源获得了标准化的财务表达形式。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数据资产入表意味着国有数据资源可以从隐性资产转化为显性资产,为地方财政开辟了全新的收入来源。

从实践层面看,各地数据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数据产品已超过数万种,涵盖交通、医疗、金融、政务等多个领域。这些数据产品的交易价格从数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形成了初步的价格发现机制。更重要的是,数据资产入表为地方政府通过数据资源变现提供了制度依据,使得数据财政从概念走向可操作的现实路径。

数据财政的三重逻辑

数据财政化的推进遵循三重内在逻辑。第一重是收入逻辑,即通过数据资源的确权、定价和交易,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流。第二重是支出逻辑,即利用数据要素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施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第三重是融资逻辑,即以数据资产为底层支撑,创新专项债、政府引导基金等融资工具的发行机制。

在收入逻辑方面,部分先行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数据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例如,某些城市将政务数据授权运营,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数据产品开发,政府按约定比例分享收益。这种模式既避免了政府直接从事数据交易可能带来的角色冲突,又确保了公共数据资源的财政回报。

在支出逻辑方面,数据要素正在改变传统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发放方式。通过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建立统一的财政数据平台,可以实现对财政资金流向的全程追踪和效果评估。这种数据驱动的财政管理模式,大幅降低了资金挪用、重复补贴等问题的发生率,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专项债与数据资产的融合创新

专项债券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工具之一,正在与数据资产形成深度融合。传统专项债的还款来源主要依赖项目自身的收益或土地出让收入,而数据资产入表为专项债提供了新的还款保障机制。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以将数据资源开发项目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以数据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服务收费等作为专项债的还款来源。这种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将数据资产的未来收益流进行了证券化处理,使得原本流动性较低的数据资源获得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和融资能力。

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尝试发行以数据基础设施为投向的专项债,资金用于建设数据中心、算力平台、数据交易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这些项目不仅具有明确的经济收益预期,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形成数据要素市场的良性循环。

科技融资的数据赋能

数据要素对科技融资的赋能体现在多个维度。在信贷层面,基于企业运营数据、交易数据、知识产权数据等多维数据画像,金融机构可以更精准地评估科技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信贷审批门槛。在资本市场层面,数据资产的标准化使得科技企业的估值更加透明,有助于提高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定价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数据要素正在催生全新的科技融资模式。例如,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数据收益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为轻资产科技企业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融资选择。这些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将数据资源从成本项转化为资产项,使其具备抵押、质押、证券化等金融功能。

挑战与前瞻

数据财政化的推进仍面临诸多挑战。数据确权制度尚不完善,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的边界有待厘清,数据定价机制缺乏统一标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要求与数据流通利用之间存在内在张力。此外,数据财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数据要素市场的成熟度,而当前数据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展望未来,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深入推进,数据财政有望成为地方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项债、科技融资、财政补贴等传统工具将与数据要素深度融合,形成更加多元化、更加高效的财政金融协同体系。对于四川业信集团等专业服务机构而言,把握数据财政化的历史机遇,在数据资产估值、数据交易咨询、数据专项债发行等领域提前布局,将为企业赢得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数据财政化不是一场短期的政策热潮,而是数字经济时代财政体系转型的必然方向。唯有深刻理解数据要素的财政属性,才能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和科技融资创新中占据先机。

数字经济时代地方财政转型的路径选择与融资模式创新

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地方财政的运行逻辑。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传统以土地财政和税收增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财政体系面临结构性转型压力。2026年财政部明确提出”加快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财政制度”,标志着地方财政转型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的新阶段。

数据资产化重塑财政收入结构

数据资产入表政策的全面落地为地方财政开辟了全新的收入来源。各地政府持有的公共数据资源经过确权、评估和登记后,可以通过数据交易平台实现价值变现。北京市大数据交易中心2025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收入突破50亿元,深圳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中,政府数据资产估值超过200亿元。

更重要的是,数据资产化改变了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路径。传统土地财政的本质是将未来几十年的土地增值收益一次性变现,而数据资产运营则是一种可持续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长期收入模式。这种收入结构的转变,对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稳定财政预期具有深远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的专项债融资创新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5G基站、数据中心、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正在成为专项债资金的重要投向方向。与传统基建项目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具有技术迭代快、收益模式多元、外部性强的特点,这对专项债项目的收益平衡机制提出了全新挑战。

实践中,多地探索了”专项债+数字资产收益”的创新模式。例如,成都市将智慧停车系统专项债项目与城市数据运营收益捆绑,武汉市将数据中心专项债与数据交易服务费挂钩,通过多元化的收益来源确保专项债本息的按时偿付。这种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将数字基础设施的”间接收益”转化为可量化、可归集的”直接收益”,从而满足专项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基本要求。

财政数字化治理的能力重构

财政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是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重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全面覆盖、财政资金全流程穿透式监管、税收大数据的风险预警分析,正在将财政管理从”事后审计”推向”实时监控”。浙江省财政数字化改革中,通过建立财政资金”一码通”系统,实现了从预算编制到资金拨付的全链条数字化追踪,资金拨付效率提升40%以上,违规使用资金的风险识别率提高3倍。

然而,财政数字化治理也面临现实困境。一是数据孤岛问题依然突出,财政、税务、人社、住建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完全打通;二是基层财政部门的数字化能力薄弱,部分县级财政部门缺乏既懂财政业务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三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合规压力持续加大,财政数据涉及大量企业和个人的敏感信息,如何在数据开放利用与安全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是财政数字化治理必须跨越的门槛。

科技金融赋能财政转型的协同路径

科技金融与财政转型的深度融合正在催生新的融资模式。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等工具,为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提供了更加市场化的杠杆。江苏省通过”苏科贷”产品,以财政资金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撬动商业银行发放科技贷款超过1500亿元,财政资金放大倍数达到15倍。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财政补贴的发放方式。传统的”申报—评审—拨付”模式存在信息不对称、审批周期长、资金沉淀等问题,而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可以实现财政补贴的”精准滴灌”和”即时到账”。广东省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中试点区块链智能合约发放,将补贴发放周期从平均90天缩短至7个工作日,大幅提升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转型路径的战略选择

地方财政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性的战略规划。在收入端,应加快公共数据资产的确权和运营体系建设,探索数据资产证券化等创新融资工具;在支出端,应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从”重建设”转向”重运营”,提高数字财政项目的长期效益;在治理端,应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建立跨部门的财政大数据共享平台,提升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对于四川业信集团等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而言,地方财政转型催生了数据资产估值咨询、专项债项目收益平衡方案设计、财政数字化治理规划等新兴业务需求。深刻理解数字经济时代财政运行逻辑的深刻变化,提前布局财政数字化转型服务赛道,将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中占据战略先机。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财政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开辟地方融资新赛道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正在成为财政转型的新引擎。随着”数据二十条”政策体系逐步落地,各地财政部门开始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纳入财政支出预算和专项债投向范围,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采购服务等多维度政策工具,系统性地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生态。这一战略转向不仅为地方融资开辟了新赛道,也为财政从”土地财政”向”数据财政”转型提供了现实路径。

数据财政:地方财政转型的战略新方向

传统土地财政模式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背景下难以为继,地方财政亟需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市场化配置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正在快速释放。财政部门通过数据资产入表、数据交易税收、数据资源有偿使用等多种方式,逐步构建起”数据财政”的收入框架。

实践中,北京、上海、深圳等先行地区已率先探索数据财政的实现路径。北京市财政局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纳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2025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收入突破10亿元。上海市通过数据交易印花税和数据企业所得税增量,为地方财政贡献了新的税源。这些探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板。

专项债投向数据基建:新基建融资的创新实践

专项债券资金投向数据基础设施成为2026年财政投资的新亮点。数据中心、算力网络、数据交易平台、隐私计算平台等数据基础设施项目,因其兼具公共属性和收益能力,成为专项债支持的优质标的。

从项目实践来看,数据基建专项债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一是项目收益来源多元化,包括算力租赁收入、数据交易服务费、平台使用费等,能够有效覆盖债券本息;二是区域协同效应显著,”东数西算”工程框架下的跨区域数据基建项目,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专项债的协同配合,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技术迭代风险可控,财政部门在专项债项目评审中引入技术成熟度评估机制,确保资金投向具备长期运营能力的数据基础设施。

财政数据采购: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需求侧引擎

政府采购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需求侧工具。财政部门通过扩大数据服务采购范围、创新数据采购模式、建立数据采购标准体系,为数据要素市场创造了稳定的需求预期。

在采购范围方面,各地财政部门将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管理等数据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采购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采购模式方面,”数据服务外包”取代传统的”系统建设”成为主流,财政部门从购买硬件和软件转向购买数据服务,降低了财政支出的沉没成本。在标准体系方面,财政部正在制定政府数据采购质量标准和数据安全合规要求,为数据采购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财政增信机制的金融创新

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是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创新。财政部门通过设立数据资产质押风险补偿基金、提供质押融资贴息、建立数据资产估值标准等方式,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接受数据资产质押的风险顾虑。

以浙江省为例,省财政设立5亿元数据资产质押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因数据资产质押产生的坏账给予最高30%的风险补偿。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数据资产质押贷款给予LPR减50个基点的财政贴息。这一政策组合有效激活了数据资产融资市场,2025年浙江省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规模突破200亿元,服务科技企业超过500家。

四川的实践路径与业务机遇

对于四川而言,财政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四川作为西部数字经济高地,拥有成都数据交易所等基础设施优势,但在财政支持力度和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方面与东部地区仍有差距。

建议四川财政部门从三个维度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将数据基础设施纳入专项债重点投向,支持成都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二是扩大政府数据采购规模,以需求侧拉动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三是设立数据资产融资风险补偿基金,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产品。对于四川业信集团等综合性服务机构而言,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过程中的审计评价、资产评估、项目管理、合规咨询等业务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释放财政空间科技融资迎来新增量

2026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入深度调整期。随着一揽子化债方案的持续推进,大规模债务置换有序展开,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得到显著优化,利息负担明显减轻。这一财政层面的深刻变革,正在为科技融资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空间,为地方科技创新注入新的财政动能。

一、债务置换:从”高息短债”到”低息长债”的结构性优化

本轮债务置换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置换存量高成本隐性债务,实现”以长替短、以低替高、以明替暗”。置换后,地方政府平均融资成本从原来的6%至8%降至3%左右,单笔债务期限从3至5年延长至10至30年。

以某中部省份为例,2026年计划置换隐性债务800亿元,按平均降息4个百分点计算,年节约利息支出约32亿元。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相当于一个地级市全年的科技财政投入规模。债务置换的”节流”效应,实质上等同于为科技融资开辟了新的”开源”渠道。

更为重要的是,债务置换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降低了债务率指标,使地方政府重新获得了举债空间。在专项债限额管理框架下,债务率下降意味着可以新增发行专项债用于科技基础设施等方向,形成”置换—腾空间—新投入”的良性循环。

二、财政空间释放:科技投入的增量资金来源

债务置换释放的财政空间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利息节约直接转化为可用财力,各地明确将节约的利息支出优先用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战略性领域。二是债务率下降带来的新增专项债额度,为科技新基建项目提供了合规的资金来源。三是隐性债务显性化后,政府信用风险溢价下降,市场化融资成本同步降低。

从实践来看,多个省份已在2026年预算中明确将化债节约资金定向用于科技领域。例如,某省将债务置换节约的15亿元利息支出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省级实验室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这种”化债—科技”资金转化路径,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三、科技融资新增量:从”存量博弈”到”增量拓展”

在化债背景下,科技融资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地方政府在有限财力下只能在”保运转”和”促发展”之间艰难平衡,科技投入往往被挤压。债务置换后,财政空间打开,科技融资从”存量博弈”转向”增量拓展”。

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引导基金迎来新一轮扩容,多地利用腾出的财政空间设立新的科技产业基金,规模从过去的几十亿元跃升至百亿元级别。二是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规模扩大,银行对科技企业的风险偏好提升,科技贷款增速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三是科技型企业政府采购份额提高,首购订购制度在更多地区落地,为科技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需求。

四、风险边界:化债与科技投入的平衡艺术

需要警惕的是,债务置换释放的财政空间并非无限。一方面,置换债券本身仍需还本付息,只是时间和成本结构的优化,并非债务的消失。另一方面,科技项目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与地方政府债务的稳健性要求存在天然张力。

因此,在利用化债空间加大科技投入时,必须坚持几条底线:一是科技投入增量应与地方财力增长相匹配,避免形成新的隐性债务。二是科技项目融资应以市场化机制为主,财政资金发挥引导和增信作用,而非直接兜底。三是建立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体系,确保资金投向真正具有创新价值和产业带动效应的项目。

五、对四川的启示:把握化债窗口期布局科技融资新体系

对四川而言,债务置换既是减压阀,也是新起点。建议从以下方面把握机遇:一是将化债节约资金按比例设立省级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优势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二是利用专项债新增空间,布局成渝算力枢纽、天府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三是探索”化债+科技”的复合型融资模式,如将科技园区基础设施项目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以园区产业收益覆盖债券本息。

同时,建议四川业信集团等专业机构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化债与科技融资的顾问服务,帮助地方政府设计合规、高效的”化债—科技”资金转化方案,在防范债务风险的同时,最大化释放财政空间对科技创新的支撑效应。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超长期特别国债加码AI算力基础设施融资模式从土地依赖转向数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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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财政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可能不是专项债发行速度的快慢,而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投向正在发生根本性偏移。过去十年,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投向是交通、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的共同特征是以土地增值作为收益来源和还款保障。但2026年,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投向AI算力基础设施,中国地方融资模式正在经历从”土地依赖”向”数据驱动”的历史性转折。

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AI算力新投向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预计达到1.5万亿元,其中用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从2025年的约15%提升至30%以上。在新型基础设施中,AI算力中心、智算平台、数据标注基地等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项目占据了最大份额。

这一投向转变的背后是清晰的战略逻辑。传统基建的边际收益正在快速递减——高铁网络基本成型、高速公路密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水利设施骨干框架也已搭建完毕。相比之下,AI算力基础设施仍处于大规模建设的起步阶段。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350 EFLOPS,但距离2027年超过1000 EFLOPS的目标仍有巨大缺口,这意味着未来两年需要投入数千亿元用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期限结构(20年、30年、50年)与算力基础设施的回报周期高度匹配。一个大型智算中心从建设到满负荷运营通常需要3至5年,稳定运营周期可达15至20年,这与超长期债券的期限结构天然契合。

二、从土地财政到数据财政的融资逻辑转换

传统基建融资的核心逻辑是”土地增值—土地出让收入—债务偿还”的闭环。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融资建设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改善带动周边土地增值,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偿还债务。这个模式在过去二十年运转良好,但近年来面临两个根本性挑战。

首先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5.8万亿元,较2021年高峰期的8.7万亿元下降了约33%,部分依赖土地财政的市县已出现债务偿还压力。其次是传统基建的饱和——当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密度已经达到或接近最优水平时,继续追加投资的边际经济回报显著降低。

数据财政的逻辑则完全不同。AI算力基础设施的收益不依赖土地增值,而是来自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算力租赁收入、数据交易服务费、AI模型调用费、产业数字化服务费等。这些收入来源与土地市场脱钩,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以北京亦庄智算中心为例,该项目2025年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融资80亿元建设,2026年一季度已实现运营收入12亿元,其中算力租赁收入占65%、AI模型调用服务费占20%、数据服务收入占15%。按照当前增速,项目运营第五年即可覆盖年度利息支出,第十年开始实现本金偿还。

三、财政金融协同的新工具组合

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不是唯一的融资工具。围绕AI算力基础设施,一个多层次、多工具的财政金融协同体系正在形成。

第一层是中央财政的直接投入。超长期特别国债作为主力工具,承担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资金来源,2026年预计安排4500亿元用于全国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

第二层是地方专项债的配套支持。专项债主要用于算力中心配套的电力设施、冷却系统、交通道路等附属设施建设。四川省2026年安排120亿元专项债用于成渝地区算力基础设施配套,包括特高压输电线路扩建、数据中心冷却用水保障工程等。

第三层是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杠杆放大。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AI算力基础设施专项贷款,2026年授信额度合计超过3000亿元,利率在LPR基础上下浮20至40个基点。财政资金通过贴息和风险补偿机制,将政策性贷款的杠杆放大倍数提升至1比5以上。

第四层是社会资本的参与。通过REITs、产业基金、PPP等模式,吸引保险资金、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等长期资本进入算力基础设施领域。2026年一季度,全国首单算力基础设施REITs在上交所上市,募集资金150亿元,认购倍数超过5倍,显示出社会资本对算力资产的高度认可。

四、四川的机遇与挑战

四川省在AI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上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被纳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依托丰富的水电资源和相对较低的能源成本,四川在发展绿色算力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2026年,四川省计划新建和扩建智算中心12个,总算力规划超过50 EFLOPS,总投资规模约600亿元。其中,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200亿元,专项债配套约100亿元,政策性贷款约150亿元,社会资本约150亿元。

但四川也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首先是人才缺口——AI算力基础设施的运营需要大量复合型技术人才,而四川在高端AI人才储备方面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仍有明显差距。其次是产业生态——算力基础设施的价值在于与应用场景的结合,四川在AI应用场景的丰富度和产业数字化水平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最后是债务管理——大规模融资建设需要配套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四川需要建立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债务管理体系。

五、展望:数据财政的时代已经到来

超长期特别国债加码AI算力基础设施,表面上是财政投向的结构性调整,实质上是中国融资模式从”土地财政”向”数据财政”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当数据的价值创造能力超越土地,当算力基础设施的收益模式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中国地方融资体系将迎来真正的结构性重塑。

对四川业信集团而言,这一趋势意味着咨询评估业务需要快速建立算力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估能力,包括算力利用率预测、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AI应用场景商业化可行性分析等全新维度。同时,在金融服务板块,围绕算力基础设施的融资顾问、债务管理、REITs发行等服务,将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土地财政的时代正在落幕,数据财政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场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将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配图1

专项债与科技金融协同发力地方财政转型进入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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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地方财政转型的关键之年。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体系加速完善,两者在资金端和项目端的协同效应日益凸显。从财政部最新数据来看,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发行新增专项债券超过两万亿元,其中投向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领域的比例显著提升。与此同时,科技信贷、政府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证券化等金融工具也在同步发力,地方财政正在从传统的土地依赖模式向科技驱动模式加速转型。

一、专项债扩容的结构性变化

与过去几年专项债主要投向交通、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不同,2026年专项债的投向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科技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平台、绿色低碳项目等新兴领域的占比持续攀升。以四川省为例,2026年专项债资金中用于科技创新相关项目的比例已达到12%,较2024年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

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对投资效益的重新评估。传统基建项目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明显,部分地区的道路、园区已出现利用率不足的问题。而科技基础设施虽然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但其对产业升级的带动效应和税收增长的贡献更具可持续性。据财政部研究院测算,科技类专项债项目对地方税收的长期拉动系数约为传统项目的2.3倍。

二、科技金融工具的协同发力

专项债单独发力远远不够,真正形成规模效应需要与科技金融工具形成合力。当前科技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科技信贷。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商业银行对科技企业的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信用贷款占比稳步提升。银行机构在专项债项目配套融资中也更加积极,专项债资本金到位后,商业银行跟贷的意愿明显增强。

二是政府引导基金。各地政府引导基金正在从”撒胡椒面”式的分散投资转向聚焦重点产业链的集中布局。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2026年新设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三个专项子基金,总规模超过200亿元。这些基金与专项债项目形成”股权+债权”的组合,有效降低了项目的整体融资成本。

三是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科技金融的创新工具,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多地取得突破。深圳市2026年首期知识产权ABS产品成功发行,底层资产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许可收益权,发行利率低于同期企业债平均水平。这种模式为轻资产科技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也丰富了科技金融的产品体系。

三、财政转型的深层逻辑

地方财政从土地依赖向科技驱动转型,本质上是对经济增长动能的重新定位。过去二十年,土地出让收入构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但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严峻挑战。

2026年前四个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继续下降,部分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降幅超过30%。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必须寻找新的财源。科技产业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增长,虽然见效较慢,但一旦形成产业集群,其税收贡献的稳定性和增长性远超土地出让的一次性收入。

四川省在这一转型中走在前列。2026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财政支出结构向科技创新倾斜。数据显示,2026年四川省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5%,增速位居各项支出之首。这种支出结构的调整,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财政转型的紧迫感和行动力。

四、REITs盘活存量资产的新空间

基础设施REITs作为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工具,在2026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首批科技园区REITs产品的成功发行,科技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路径逐步清晰。通过REITs盘活存量科技园区、数据中心、孵化器等项目,地方政府可以回收资金用于新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投资—运营—盘活—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成都高投集团2026年发行的科技园区REITs产品,底层资产为成都高新区多个科技孵化器和研发中心的产权份额,发行规模30亿元,认购倍数超过3倍。这一案例表明,科技基础设施资产在资本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REITs有望成为地方财政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抓手。

五、风险与挑战

财政转型进入深水区,风险管控不容忽视。首先是专项债的偿债压力——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周期较长,短期内专项债的还本付息可能面临现金流不足的风险。其次是科技金融的信用风险——部分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尚不稳定,过度依赖信贷支持可能积累不良资产。第三是政策协调的挑战——专项债、科技信贷、引导基金、REITs等工具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缺乏统筹协调可能导致资金重复配置或监管套利。

对此,财政部已明确提出,2026年要加强对专项债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项目收益动态监测机制。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在推动科技金融的标准体系建设,防范过度杠杆和资金空转。

六、结语

专项债与科技金融的协同发力,正在重塑地方财政的运行逻辑。从土地财政到科技财政,从一次性出让收入到持续性税收增长,从单一政府投资到多元化金融工具组合,这一转型虽然充满挑战,但方向已经明确。对四川而言,抓住专项债扩容和科技金融创新的双重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财政体系,将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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