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年五月，中国数字经济与财政金融体系的融合进入深水区。财政部持续推进数据资产入表试点扩围，多地政府将数据资产纳入专项债项目收益测算体系，科技产业基金与财政补贴形成叠加效应，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科技创新政策深度交织，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开辟了全新的融资路径。
数据资产入表试点扩围至全国
自二〇二四年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来，数据资产入表已从概念探索走向规模化实践。二〇二六年，试点范围从最初的十余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涵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数据资产估值、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等全链条环节。
据业内估算，全国公共数据资产规模已突破十万亿元，其中可入表、可交易的数据资产占比逐年提升。浙江、广东、北京等地率先建立数据资产登记平台，形成数据资源目录、数据资产评估、数据资产入表的标准流程。数据资产正从”沉睡资源”转变为”可融资资产”，为地方政府和国企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专项债项目引入数据资产收益测算
传统专项债项目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基础设施收费作为还款来源，但在房地产市场调整背景下，这一模式面临可持续性挑战。二〇二六年，多地探索将数据资产运营收益纳入专项债项目收益测算体系。
例如，某中部省份在智慧城市专项债项目中，将城市数据运营中心的预期收入作为项目收益来源之一，使项目收益覆盖率从不足一点二倍提升至一点五倍以上，有效满足了专项债发行要求。这一创新不仅拓宽了专项债的项目来源，也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提供了金融支撑。
专项债”自审自发”试点扩围至十四省后，地方在项目设计和收益测算方面获得了更大自主权，数据资产入表与专项债发行的结合变得更加灵活高效。
科技产业基金与财政政策叠加发力
在数据资产入表提供融资基础的同时，科技产业基金与财政补贴的协同效应日益凸显。二〇二六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持续布局，多地设立百亿级人工智能产业基金，财政出资作为劣后级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跟投，形成”财政引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的基金运作模式。
以某沿海省份为例，该省设立总规模三百亿元的数字经济产业基金，省级财政出资六十亿元作为劣后级，吸引银行理财子、保险资金等社会资本四百四十亿元，重点投向数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大模型、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基金采用”母基金加直投”模式，已参股子基金二十余只，直接投资项目超过五十个。
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破冰
数据资产入表的另一项重要突破在于质押融资。二〇二六年三月，多家银行陆续落地首笔数据资产质押贷款，以企业数据资源的评估价值作为质押物，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用增级。
某数据服务企业以其拥有的行业数据库和算法模型作为质押物，从地方商业银行获得五千万元贷款，用于扩大数据采集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模式将原本难以估值的无形资产转化为可融资的金融资产，有效缓解了科技企业的融资约束。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持续扩大，与数据资产质押形成互补，共同构建科技型企业无形资产融资体系。截至二〇二六年一季度末，全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余额突破八千亿元，同比增长超过百分之三十。
财政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升级路径
从数据资产入表到专项债收益创新，从科技产业基金到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二〇二六年中国正在构建一套以数据要素为核心、以财政政策为引导、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产业升级新范式。
财政政策通过专项债、产业基金、补贴等工具提供初始资金和政策信号，科技政策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育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两者协同发力，形成”财政搭台、科技唱戏、市场运作”的良性循环。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数据资产入表与科技融资的深度融合，标志着中国地方融资模式从”土地财政”向”数据财政”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可持续的融资来源，也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财政金融工具的持续创新，数据资产将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业信集团在资产评估、项目咨询、投融资服务等领域具备完整的专业能力体系，能够为政府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估值和咨询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方案设计和政策申报辅导，为金融机构提供数据资产风险评估和信用评价支持。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