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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科技创新的”死亡之谷”——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之间横亘着巨大的资金鸿沟。近年来，各地政府普遍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试图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填补这一缺口。然而实践中，引导基金与市场化工具有效协同仍面临机制性障碍，如何构建财政资金与市场化融资工具的良性互动格局，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课题。

科技成果转化融资的阶段性特征与资金需求错配

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可划分为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工程化开发和规模化量产四个阶段，各阶段的资金需求特征和风险属性差异显著。概念验证和中试阶段技术不确定性极高，失败率超过70%，传统信贷资金基本无法进入；工程化开发阶段需要大额资本投入但现金流尚未形成，股权融资成为主要选择；只有进入规模化量产阶段后，债权融资才具备可行性。

当前的问题是，财政资金设立的引导基金多集中于中早期阶段，而市场化资金偏好成熟项目，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中间地带”——即中试到工程化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既缺乏财政资金的持续支持，又难以吸引市场化资本的进入，形成融资断档。部分地区的引导基金存在”重设立轻运营”现象，基金规模可观但实际投资转化率不足30%。

财政引导基金与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协同路径

破解融资断档困境，需要构建财政资金与市场化工具的多层次协同机制：

一是引导基金的阶段接力设计。建立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基金矩阵——概念验证阶段以财政无偿资助为主，中试阶段引入天使投资和种子基金，工程化阶段由引导基金跟投带动VC/PE进入，量产阶段衔接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各阶段基金之间设置明确的接力规则，当项目达到特定里程碑时，前期资金有序退出、后期资金接续进入，避免资金沉淀和重复投入。

二是风险分担机制的制度化。引导基金可以通过劣后级出资、风险补偿池、担保增信等方式为市场化资金提供风险缓冲。例如，引导基金在子基金中担任劣后级LP，承担前20%的亏损，使市场化LP的实际风险敞口大幅降低。另一种模式是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资金池，对银行发放的科技成果转化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本金损失补偿，将银行的实际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

三是退出通道的多元化安排。引导基金的社会资本撬动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退出机制的可预期性。除了传统的IPO和并购退出外，应探索引导基金份额转让、S基金（二手份额基金）接盘、项目方回购等灵活退出方式。部分省市已试点引导基金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以原始出资额加合理收益转让给社会资本，既实现了财政资金的有序退出，又为社会资本提供了确定性回报。

财政贴息与科技信贷的联动创新

在股权融资之外，债权融资工具的协同创新同样重要。财政贴息是连接财政政策与科技信贷的传统工具，但在科技成果转化场景下需要更精细的设计。

差异化贴息机制。根据科技成果所处阶段设置差异化贴息比例——概念验证和中试阶段贴息比例可达贷款利息的50%-80%，工程化阶段降至30%-50%，量产阶段降至10%-20%。贴息比例与技术成熟度负相关，体现财政资金”扶上马、送一程”的渐进退出逻辑。

科技信贷风险补偿与财政引导的协同。将风险补偿资金池与引导基金的投资行为联动——引导基金已投资的项目自动纳入风险补偿范围，银行可据此给予更高的授信额度和更低的利率。这种”以投定贷”模式将引导基金的尽职调查成果转化为银行的信贷决策依据，降低信息不对称。

四川业信的实践思考

四川业信科技服务集团在服务科技企业的实践中观察到，科技成果转化融资的成功案例往往具备三个共性：一是财政资金发挥了”第一笔钱”的撬动作用而非”最后一笔钱”的兜底功能；二是建立了清晰的阶段接力规则，避免不同性质资金的无序竞争；三是形成了可预期的退出机制，使社会资本愿意”接棒”而非”套现离场”。

在财政紧平衡的背景下，引导基金不可能无限扩张，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的高效协同。从阶段接力到风险分担，从贴息联动到多元退出，每一个环节的机制创新都将直接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成功率。这不仅是融资工具的组合问题，更是科技金融生态的系统性构建。

财政科技支出从直接补贴向市场化运作的结构性转变

近年来中国财政科技支出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传统的以直接补贴和无偿拨款为主的财政支持模式，正在加速向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的新型支持体系转型。这一转变的背后，是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率的刚性约束、科技创新活动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步完善三重因素的共同推动。

从数据层面看，2026年全国财政科技支出规模持续扩大，但直接补贴类支出的占比正在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引导基金、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财政贴息、后补助机制等市场化运作工具的快速扩张。这种结构性转变不仅反映了财政管理理念的升级，更体现了科技创新融资体系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范式转换。

市场化融资工具的三大创新方向

第一个创新方向是财政资金做劣后的结构化融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财政资金以劣后级出资人的身份进入融资结构，承担首损风险，从而吸引银行、保险、社保基金等追求稳健收益的社会资本作为优先级资金进入。这种”财政劣后+市场优先”的结构化设计，本质上是通过财政资金的信用增级功能，撬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市场化资金。

在实践中，这种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政府引导基金、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池、专项债项目资本金等多个场景。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例，财政资金通常作为劣后级出资占比20%至30%，通过结构化设计可以撬动三倍以上的社会资本。这种模式既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功能，又避免了财政资金直接参与市场化投资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第二个创新方向是基于数据信用和知识产权评估的科技信贷产品创新。传统银行信贷体系高度依赖抵押物和财务报表，而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往往是知识产权、技术团队和市场前景，这些资产在传统信贷评估体系中难以被有效定价。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评估体系的完善和科技大数据平台的建设，科技信贷产品创新进入了加速期。

具体而言，”技术流”评价体系通过将企业的专利数量、质量、技术成熟度等指标转化为信用等级，为科技企业提供信用贷款。”人才流”评价体系则将企业核心技术团队的学术背景、产业经验和创新能力纳入信用评估框架。这些创新评价体系突破了传统财务指标的局限，使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能够被有效转化为融资能力。

第三个创新方向是专项债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深度协同。2026年专项债投向领域进一步向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倾斜，但单纯依靠专项债资金难以满足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全生命周期资金需求。因此，”专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市场化融资”的三维协同模式应运而生。

在这种协同模式下，专项债资金主要用于项目资本金和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如国开行的科技创新专项贷款）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市场化融资则覆盖项目的运营资金需求和后期扩建资金。三种资金在期限结构、风险偏好和收益要求上形成互补，共同构建了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多元化融资体系。

财政贴息机制的精准化改革

财政贴息作为连接财政资金与市场化融资的重要桥梁，正在经历从”普惠式”向”精准滴灌”的深刻变革。传统的财政贴息政策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利率补贴方式，不仅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还容易引发企业的套利行为。

精准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差异化的贴息机制。首先，按照科技企业的成长阶段实施差异化贴息——初创期企业贴息比例可达贷款基准利率的50%至80%，成长期企业贴息比例为30%至50%，成熟期企业贴息比例降至10%至20%。这种阶梯式贴息设计既保障了初创期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又避免了成熟期企业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

其次，按照技术领域实施差异化贴息。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中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贴息比例适当提高。对于一般性技术创新领域，贴息比例保持适度水平。这种差异化设计使财政贴息政策与国家战略导向高度一致。

专业服务业的市场机遇

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优化和市场化融资工具创新，为专业服务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首先是科技项目评估和尽职调查服务需求大幅增长。在财政资金市场化运作的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风险补偿池、专项债项目等都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项目评估和风险评估。

其次是知识产权估值和科技信用评级服务需求快速扩张。随着科技信贷产品的不断创新，知识产权估值、技术成熟度评估、科技企业信用评级等专业化服务成为金融机构放贷的前置条件。这为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三是财政绩效评价体系的专业化需求。在”后补助”和”拨投结合”等新机制下，财政科技资金的绩效评价从传统的”合规性审查”转向”效果性评估”，需要专业机构对财政资金投入的乘数效应、撬动效应和长期经济影响进行量化评估。

四川实践与区域差异化路径

四川省作为西部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在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优化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四川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了财政、金融、科技等多部门资源，构建了”政银企”信息共享机制，为市场化融资工具的精准投放提供了数据支撑。

在区域差异化方面，成都平原经济区可以依托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优势，重点发展科技信贷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川南和川东北经济区则可以依托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基础，探索专项债与产业基金的协同模式。这种区域差异化路径既符合各地产业发展实际，又避免了同质化竞争。

财政科技支出结构的优化和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创新，正在重塑中国科技创新的融资生态。从直接补贴到市场化运作，从单一工具到多元协同，从粗放投放到精准滴灌，这一系列变革不仅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服务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当前经济转型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双重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工具，在驱动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预期收益，形成显著的研发投入乘数效应。与此同时，专项债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工具，正在与税收优惠政策形成协同联动，共同构建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组合拳。

一、税收优惠政策的乘数效应机制

税收优惠政策驱动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核心在于乘数效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目前我国力度最大的普惠性科技税收政策，现行规定允许科技型中小企业将研发费用的120%在税前扣除，这意味着企业每投入1元研发费用，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1.2元。对于适用25%企业所得税率的企业而言，相当于政府承担了研发成本的30%。

这种成本分担机制产生了显著的投资乘数效应。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每减少1元税收收入，可带动企业增加约1.5至2元的研发投入。乘数效应的传导路径包括：直接降低研发边际成本、改善企业现金流预期、增强外部投资者信心。特别是对于处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带来的现金流改善往往成为其决定是否继续研发投入的关键因素。

高新技术企业15%优惠税率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形成叠加效应。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叠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后，实际税负水平大幅降低。这种双重优惠对于激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保持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专项债与税收优惠的联动逻辑

专项债与税收优惠政策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天然的互补性。税收优惠侧重于需求侧激励，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来激发创新活力；专项债侧重于供给侧支撑，通过建设科技基础设施来改善创新环境。两者的联动可以形成从硬件支撑到软件激励的完整政策闭环。

专项债资金可用于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和孵化器运营。这些基础设施为科技企业提供了物理空间和技术支撑，而税收优惠政策则降低了企业在这些平台上开展研发活动的成本。专项债建设的平台与税收优惠激励的研发活动相结合，形成了硬件与软件的协同效应。

在具体操作层面，专项债项目收益自平衡的要求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科技园区通过税收优惠吸引优质科技企业入驻，企业研发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带动园区土地增值和租金上涨，进而提升专项债项目的还款能力。这种机制使得专项债投资不仅具有社会效益，也具备经济可行性。

三、政策联动的实践路径

构建专项债与税收优惠联动的政策框架，需要地方政府在多个维度进行制度创新。

在空间布局层面，地方政府可以利用专项债建设特色科技园区，在园区内叠加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政策洼地效应。例如，专项债资金建设的人工智能产业园，配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企业税收优惠，可以吸引人工智能企业集聚发展。

在产业链层面，专项债可以支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攻关平台建设，税收优惠政策则激励链上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这种联动模式有助于突破产业链卡脖子技术，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在区域协同层面，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专项债建设科技基础设施，配合国家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创新差距。专项债的区域倾斜政策与税收优惠的普惠性相结合，可以促进创新资源的均衡分布。

四、风险防控与政策优化

政策联动也需要关注潜在风险。专项债的债务风险需要与税收优惠的财政减收效应统筹考虑。地方政府在扩大专项债规模的同时，需要评估税收优惠对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确保财政可持续性。

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有待提升。当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一视同仁，但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未来可以考虑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研发投入给予更高比例的加计扣除，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专项债项目的绩效管理需要与科技创新目标相衔接。专项债项目的考核不应仅关注财务回报，还应纳入科技创新产出指标，如专利数量、技术合同成交额、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数量等，确保专项债投资真正服务于科技创新战略。

五、结语

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与专项债的联动机制，为支持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通过需求侧激励与供给侧支撑的有机结合，可以形成更加有效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未来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设计，加强部门协同，完善风险防控，确保政策联动发挥最大效能，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科技金融监管沙盒作为近年来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工具，正在为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提供安全可控的实验空间。在这一机制框架下，专项债与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协同创新获得了制度性保障，为科技企业融资生态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一、监管沙盒的核心机制与科技金融创新逻辑

科技金融监管沙盒的底层逻辑是在可控边界内允许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测试创新性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同时通过动态风险监测和退出机制保障金融安全。这一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既避免”一刀切”监管抑制创新活力，又防止无序创新引发系统性风险。

在沙盒框架内，专项债资金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使用方式。传统上，专项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在监管沙盒的试验环境中，专项债资金可以试点与科技信贷、股权投资基金、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协同运作模式，验证其在科技金融领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二、专项债与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协同创新模式

在监管沙盒机制下，专项债与市场化融资的协同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风险分担机制创新。专项债资金可以作为劣后级资金进入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池，与银行信贷资金形成”财政兜底+市场主导”的风险分担结构。在沙盒环境中，可以测试不同劣后级比例（如10%、15%、20%）对银行放贷意愿的影响，寻找最优风险分担比例。

第二，融资工具组合创新。专项债与政府引导基金、科技保险、融资担保等工具的组合使用，在沙盒内可以进行全链条压力测试。例如，”专项债建设科技园区+引导基金入驻企业+科技保险覆盖研发风险+担保公司提供增信”的综合融资方案，通过沙盒验证其可行性和风险传导路径。

第三，数据驱动的风控模式创新。监管沙盒允许金融机构在合规前提下使用科技企业的非传统信用数据（如研发专利数量、创新券使用记录、科技人才密度等）进行信用评估。专项债项目的遴选和贷后管理也可以借鉴这些数据维度，提升资金配置的精准度。

三、区域实践与制度探索

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深圳前海等区域已在科技金融监管沙盒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北京中关村聚焦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金融应用测试，上海浦东探索跨境科技金融服务的沙盒监管，深圳前海则侧重于科技金融产品的跨境协同创新。

这些区域实践的共同特征是：以沙盒为制度载体，打破传统专项债使用的刚性约束，允许在可控范围内探索财政资金与市场化融资工具的灵活组合。通过”测试—评估—优化—推广”的迭代机制，将经过验证的协同创新模式逐步推广到更大范围。

四、对专业服务业的机遇与挑战

科技金融监管沙盒机制的深化，为专业服务机构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科技金融产品的合规评估、风险定价、绩效评价等环节，都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深度参与。专项债与市场化融资协同创新方案的论证和实施，也需要投融资咨询、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综合服务的支撑。

对于四川业信集团等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而言，把握监管沙盒机制下的制度创新机遇，提前布局科技金融咨询、专项债项目策划、融资方案设计等服务能力，将在科技金融生态的演进中获得先发优势。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2026年以来，随着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和补贴政策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各地对科技企业的直接财政补贴呈现系统性退坡趋势。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科技类财政补贴支出同比下降约12%，而同期科技类市场化融资规模同比增长超过35%。这一”一降一升”的背后，是中国科技融资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从依赖财政直接投入向市场化融资工具主导转变，专项债的功能定位也在这一过程中加速重塑。

一、财政补贴退坡：从普惠性补贴到精准性引导

财政补贴退坡并非简单的”减法”，而是补贴结构和方式的系统性调整。过去几年，各地为争夺科技项目和人才，推出了大量普惠性补贴政策，包括研发费用补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人才引进补贴等。这些政策在初期有效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力，但也带来了财政负担加重、政策碎片化、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2026年补贴政策调整的核心方向是从”普惠性补贴”转向”精准性引导”。具体表现为三个转变：一是补贴方式从直接资金补助转向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增信等间接支持方式，通过金融杠杆放大财政资金效能；二是补贴对象从”广覆盖”转向”重点突破”，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三是补贴考核从”重投入”转向”重绩效”，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

以四川省为例，2026年省级科技专项资金中直接补贴占比从2023年的65%降至约35%，而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资金占比从15%提升至40%。这一转变的背后逻辑是，在财政紧平衡状态下，通过金融杠杆实现”一元财政资金撬动多元社会资本”，比直接补贴具有更高的资金乘数效应。

二、市场化融资替代：科技企业的融资路径重构

财政补贴退坡并不意味着科技企业获得的资金支持减少，而是支持方式从”财政直接给钱”转向”市场化融资+财政间接赋能”。这一转型催生了多条市场化融资替代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科技信贷产品创新。在传统信贷模式下，科技型企业由于轻资产、无抵押物，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财政补贴退坡后，各地通过设立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推行”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有效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敞口。2026年，全国科技型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其中信用贷款占比提升至35%以上。以四川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例，平台累计撮合科技信贷超过500亿元，不良率控制在1.2%以下，远低于传统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

第二条路径是科技债券市场扩容。科技创新票据、科创债、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正在成为科技企业替代财政补贴的重要资金来源。2026年银行间市场科技创新票据发行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科创债累计发行超过2.6万亿元。这些工具的共性特征是：通过财政贴息降低发行成本、通过担保增信提升信用评级、通过信息披露增强市场透明度。

第三条路径是股权融资市场化。政府引导基金从”财政出资为主”转向”市场化募资+财政引导”，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放大引导基金规模。同时，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技企业提供了更丰富的退出渠道，2026年一季度科技类企业IPO融资规模同比增长约45%。

三、专项债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科技融资赋能

在财政补贴退坡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功能定位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传统上，专项债主要用于交通、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以来，专项债在科技领域的功能拓展呈现三个新趋势。

首先是专项债作为科技项目资本金的功能持续释放。国务院明确允许专项债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后，科技基础设施、算力中心、重大科技平台等项目被纳入资本金使用范围。这一政策的核心意义在于，专项债作为资本金可以撬动数倍的社会资本跟投，形成”专项债资本金+市场化融资”的组合模式，有效弥补了财政补贴退坡后的资金缺口。

其次是专项债支持科技园区综合开发。传统园区开发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财政补贴，在土地财政转型和补贴退坡的双重压力下，专项债成为园区开发的基础性资金来源。2026年各地发行的专项债中，用于科技园区基础设施、标准厂房、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规模显著增长。园区开发主体通过专项债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后，再以园区资产为基础发行园区REITs，实现”专项债投入—资产运营—REITs退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第三是专项债与科技产业基金的协同联动。部分省市探索将专项债资金注入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以股权方式投向科技产业项目。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专项债资金通过基金运作可以实现循环使用和保值增值，突破了传统专项债”一次性投入、难以回收”的局限。当然，这一模式也面临合规性挑战——需要确保专项债资金用途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支持领域，并建立严格的风险隔离机制。

四、转型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

财政补贴退坡和市场化融资替代的转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

首当其冲的是转型期的”资金断档”风险。财政补贴退坡是渐进式的，但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建立需要时间，在转型过渡期可能出现部分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收窄的情况。特别是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企业，由于其高风险特征，市场化融资工具往往难以覆盖，这部分企业的资金缺口需要财政以风险补偿基金等间接方式继续支持。

其次是财政间接支持方式的可持续性风险。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增信等间接支持方式虽然具有杠杆效应，但也存在隐性债务风险。如果科技项目大规模违约，风险补偿基金和担保机构将被触发代偿，最终仍可能转化为财政负担。审计署2025年专项审计发现，部分地区科技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的实际杠杆倍数超过设计上限，存在潜在财政风险。

第三是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区域不平衡问题。科技债券市场、股权融资市场高度集中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科技企业获取市场化融资的难度仍然较大。在财政补贴退坡的背景下，中西部科技企业的融资困境可能进一步加剧，需要政策层面给予更多关注。

五、展望：构建财政与市场协同的科技融资新生态

财政补贴退坡不是科技支持的退坡，而是支持方式的升级。未来科技融资体系的核心逻辑是：财政资金从”前台”走向”后台”，从”直接输血”转向”间接造血”，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

对四川而言，这一转型与省内科技创新战略高度契合。西部科学城、绵阳科技城等重大科技平台，以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产业集群中的科技型企业，都需要在财政补贴退坡的背景下重新设计融资方案。建议以省科技融资风险分担基金为核心，整合专项债、科技信贷、科创票据、政府引导基金等多种工具，构建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体系。

当财政补贴的”暖风”逐渐退去，市场化融资的”长跑”才刚刚开始。科技企业的融资逻辑正在从”找政府要政策”转向”找市场要资金”，这一转变虽然伴随阵痛，但终将催生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的科技融资生态。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