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在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入加速落地期。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发行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中，约3000亿元定向用于国家实验室体系、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2026年，新一轮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计划进一步明确将科技基础设施作为核心投向领域，单列2000亿元额度专项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和大科学装置布局。超长期特别国债正从传统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加速向科技创新基础设施领域延伸，成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融资工具。
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科技基础设施投向逻辑
超长期特别国债之所以成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首选融资工具，源于其独特的期限结构和政策属性。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周期普遍在10至15年，运营周期更是长达30年以上，与超长期特别国债20年、30年、50年的期限结构高度匹配。相比之下，地方政府专项债的10年期上限难以覆盖科技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资金需求，商业银行贷款的期限更短、成本更高，均不适配科技基础设施的融资特征。
更重要的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信用背书，发行利率显著低于地方融资平台和商业贷款，能够有效降低科技基础设施的融资成本。以2025年发行的30年期特别国债为例，票面利率约在2.5%至2.8%之间，远低于地方专项债3.2%至3.6%的发行利率，也远低于商业银行对科技基础设施项目5%以上的贷款利率。对于总投资动辄数百亿元的国家实验室项目而言，利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全生命周期利息支出就可减少数十亿元。
在投向结构上，超长期特别国债对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持呈现”三个聚焦”特征：一是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先支持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战略性项目；二是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平台，支持集成电路、高端仪器、工业软件等领域的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聚焦区域创新高地，支持成渝、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
二、”特别国债+专项债”组合融资模式的创新实践
单一融资工具难以满足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全部资金需求，”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的组合融资模式正在成为主流实践。在这种模式下，特别国债承担项目资本金和核心建设资金（约占总投资的40%至50%），专项债配套支持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运营资金（约占30%至40%），剩余部分由地方财政配套和社会资本补充。
四川省在这一模式上进行了积极探索。2026年，四川省在推进天府实验室体系建设中，创新采用”特别国债+专项债+省级财政”的三维融资架构：特别国债资金用于实验室核心科研仪器采购和实验楼建设，专项债资金用于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和人才公寓建设，省级财政配套用于运营补贴和人才引进。这一组合模式使天府实验室首期项目的资金筹措效率提升了约40%，建设周期缩短了约2年。
安徽省的做法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大科学装置建设中，利用特别国债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撬动专项债和社会资本跟投，形成了”1元国债资金带动3元社会投资”的杠杆效应。这种组合融资模式的核心在于特别国债的”锚定”作用——中央财政信用的介入显著提升了项目的信用等级，使专项债发行更加顺畅，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也大幅提升。
三、科技基础设施REITs：打通社会资本退出通道
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更高阶创新，是通过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打通社会资本的退出通道。科技基础设施虽然具有公益属性，但部分设施在运营阶段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收入——如大型科研仪器的对外服务收入、科技园区的租金收入、技术交易平台的交易服务费等——这些现金流完全可以作为REITs的底层资产。
2025年以来，科技基础设施REITs试点稳步推进。深圳市率先发行了全国首单科技园区REITs产品，底层资产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发行规模30亿元，年化收益率约4.2%，认购倍数超过3倍。上海市也推出了以张江科学城部分科研设施为底层资产的REITs产品，开创了”科研设施+产业配套”的混合REITs模式。这些实践表明，科技基础设施REITs已经从政策概念进入了市场实践阶段。
对于四川而言，科技基础设施REITs仍处于空白状态。建议从三个方面加速破局：一是梳理全省科技基础设施的现金流底数，筛选具备REITs发行条件的优质资产；二是引入专业REITs管理机构和承销商，构建”资产筛选—结构设计—发行上市—运营管理”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三是探索”特别国债建设+专项债配套+REITs退出”的闭环融资模式，实现财政资金”投入—运营—退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四、区域竞争格局：科技基础设施布局的”马太效应”
超长期特别国债对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持正在重塑区域创新格局。从2025年的资金分配来看，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获得了约60%的特别国债科技基础设施额度，成渝、武汉、西安、合肥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获得了约30%的额度，其余地区分享剩余的10%。这种高度集中的资金分配格局，反映了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优中选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导向。
对四川而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天府实验室、西部（成都）科学城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具备争取特别国债支持的坚实基础。但也要清醒认识到，与北京、上海相比，四川在科技基础设施的体量、能级和吸引力方面仍有明显差距。建议以”差异化定位+精准对接”为策略，在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中争取更多份额：一是聚焦核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等四川优势领域，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二是深化与北京、上海科技基础设施的协同合作，探索”总部+分支””主装置+配套平台”的跨区域合作模式；三是用好专项债和省级财政配套资金，提升地方资金保障能力，增强争取特别国债支持的竞争力。
五、风险管控与绩效评估：确保国债资金精准高效使用
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大、期限长、影响深远，必须建立与之匹配的风险管控和绩效评估体系。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一是项目遴选风险——部分地方存在”重申报轻建设”倾向，项目申报时夸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效益，实际建设中因技术路线变更或市场需求变化导致项目停滞；二是资金使用风险——特别国债资金被挪用或挤占的现象在个别地区仍有发生，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绩效评估风险——科技基础设施的产出周期长、评估难度大，传统的”投入—产出”线性评估框架难以准确衡量其长期价值。
针对这些风险，财政部会同科技部等部门正在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在项目遴选阶段，建立专家评审、第三方评估、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多维度评审机制，确保项目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在资金使用阶段，建立特别国债资金专户管理和动态监控系统，实现资金流向的全程可追溯；在绩效评估阶段，引入”里程碑式”评估机制，按建设阶段设定可量化的考核指标，避免”一投了之”。
六、展望：特别国债与科技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
超长期特别国债对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持，不应仅仅视为一种融资工具的拓展，更应视为科技金融体系系统性升级的重要契机。特别国债的”长期性、低成本、强信用”特征，使其能够发挥科技金融体系中的”压舱石”作用——通过特别国债的资金注入，撬动专项债、银行贷款、产业基金、社会资本等多层次资金的协同投入，形成”特别国债引领、多元资金跟进”的科技基础设施融资生态。
对四川业信集团而言，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为评估、审计、招投标、咨询等主业板块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评估领域，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评估、绩效评估需求将持续增长；在审计领域，特别国债资金的合规使用审计将成为重点业务方向；在招投标领域，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招标采购代理服务需求将大幅上升。建议集团提前布局、精准对接，在科技基础设施融资创新浪潮中抢占先机。
超长期特别国债赋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标志着中国科技融资体系从”短期周转”向”长期布局”、从”单一工具”向”组合创新”、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的历史性转型。当国家信用与科技创新深度结合，中国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和品质必将迎来新的跃升。
四川业信集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