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学者中，最爱谈陷阱的是上海财大的刘元春。刘元春曾经一口气谈了中国经济的七大陷阱，其实，那七大陷阱基本上都不是中国经济的陷阱，比如，修昔底德陷阱，说说而已；修昔底德陷阱是战争与毁灭的预言，中美到不了这一步；道理很简单，三百枚核弹头与四千枚，对两国人民来说是同一个结果，就算彼此视对方为奥密克戎，也只能选择共存。
中国的表态是：中美关系只能合作，不是选择。
但是，我相信有一个陷阱是我们国家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民营道德陷阱。
其实，道德陷阱并不是一个确切的表达，相信大家都会理解我为什么定位为道德陷阱。
民营有什么道德陷阱？
前些天头条君问了一个问题：如何区别资本家与企业家？
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是问题了，而且是典型的问题，因为全世界都没有这种问题，当我们以特定的语境来提出问题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诘，问题还没有回答，批判性已经在其中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做私人投资，会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追究，仅仅是遵守税法、《劳动法》，不能叫企业家，还要有所追求，要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否则就只能是一个“资本家”，这是一顶黑帽子。
这就是陷阱。
因为，在近百年的文化中，已经将“资本家”这个词语钉在了人类的耻辱柱上；在曾经的风雨中，资本家是司法伺候的对象，于是，我们陷入了一种自我纠缠。
现实、政策与经典理论
一方面，政策很清醒。
经济出现下行压力，可以通过一组共振的数据看到内在的逻辑，这种内在的逻辑与外部环境的复杂化、疫情的影响叠加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面对的资本流出。
经济增速在近十年开始下行，从两位数的增长到保9、保8、保7、保6、2022年保5，结果落到３％；另一组数据是民间投资增速，也是在这十年间，以两位数下滑，2021年进入负增长，中国经济结束了高增长，与民间资本的“走资”、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2021年底，老胡很开心，一份调查调查表明坐拥96万亿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57%的占比表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看好；其实，这种调查没什么意义，要看取样的问题是什么？有意义的是老胡作为隐蔽在普通群众中的舆论战线的老战士，他的视角远比司马南更有价值。老胡的关注也是政策的关注；政策在关注非公经济，而不是干掉资本家，没有非公经济的强劲增长，中国经济走不出弱复苏周期。
《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对2018到2022年经济政策的一个总结，再一次强调民营经济是“自己人”，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是未来创新突围的“基础”。
但是，民营需要直接了当回答的问题却是：在我们大国，资本家是不是自己人？
自己人的社会地位
如何看待自己人的社会地位？
如果是自己人，那就用不着去讨论资本家与企业家有什么区别，不需要做意识形态的分割。成功了就是企业家，不成功了，破产了，还妄谈什么企业家，再高尚也什么家都不是，连资本家也不配，那叫老赖。
如果不是自己人，那么，干民营就是一个陷阱，一个自己掏着钱投资，赌着身家性命的，自己跳进去的陷阱。
按照经典的定义，不管你是任正非，还是曹德旺，只要雇佣了劳动者，都是资本家，都是剥削阶级，所赚的钱，无论是通过手机还是新能源汽车玻璃，都是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每一元钱都“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民营经济成了一个被扭曲的怪圈，全世界的经济80%以上都是私人资本，世界并没有因此沦入将夜，而在中国，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民营企业主，你的社会地位将一落千丈，是社会政治的最低层。
也许，昨天王二麻子还是一名工厂的工人，是光荣的领导阶级中的一员，自己一时犯混，在楼下开了个油条店，起早贪黑，比在工厂辛苦太了，但是，很不幸，王二麻子的收入提高了，社会地位贬值了，成了小业主，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如果很快破产，那就成了老赖，又如果一不溜神，走了个狗屎运，发了，那社会地位将一落千丈，成了资本家。
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允许资本家存在，并亲切地称之为“自己人”，但是，从制度层面上说，一切都要以《共产党宣言》为准绳，不能忘记。
这就是悖论。
我们的经济不能没有民营，民营的56789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自身拥有1亿个体工商户4700万企业，叠加上这个庞大的市场主体的家庭，它们不是人民，谁是人民？难道那些嘴上春秋，赚着愚昧流量钱，一分也没有共同的批判者反到了成了人民？民营支持了近60%的税收，85%的就业，它们就是中国经济，它们不是人民经济，那什么是人民经济？
但是，这个庞大的纳税人群体，支持着一个国家经济与收入的主体，却是社会地位的底层，不具有平等的资格。
老胡反对口力劳动者给民营企业主贴标签，出发点是符合政策精神，问题是，按照经典理论，千千万万的企业主就是资本家，这不是贴标签，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任正非被视作为民族工业的英雄，那也还是资本家。
如此地扭曲，那就不是1亿五千万民营经济主体的问题；只能说，是我们文化自设计了一个陷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陷阱。
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周期中，专家们呼吁一视同仁，给予民营企业同行的市场地位，然而，没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又如何给予同等的市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