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学者中,最爱谈陷阱的是上海财大的刘元春。刘元春曾经一口气谈了中国经济的七大陷阱,其实,那七大陷阱基本上都不是中国经济的陷阱,比如,修昔底德陷阱,说说而已;修昔底德陷阱是战争与毁灭的预言,中美到不了这一步;道理很简单,三百枚核弹头与四千枚,对两国人民来说是同一个结果,就算彼此视对方为奥密克戎,也只能选择共存。
中国的表态是:中美关系只能合作,不是选择。
但是,我相信有一个陷阱是我们国家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民营道德陷阱。
其实,道德陷阱并不是一个确切的表达,相信大家都会理解我为什么定位为道德陷阱。
民营有什么道德陷阱?
前些天头条君问了一个问题:如何区别资本家与企业家?
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是问题了,而且是典型的问题,因为全世界都没有这种问题,当我们以特定的语境来提出问题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诘,问题还没有回答,批判性已经在其中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做私人投资,会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追究,仅仅是遵守税法、《劳动法》,不能叫企业家,还要有所追求,要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否则就只能是一个“资本家”,这是一顶黑帽子。
这就是陷阱。
因为,在近百年的文化中,已经将“资本家”这个词语钉在了人类的耻辱柱上;在曾经的风雨中,资本家是司法伺候的对象,于是,我们陷入了一种自我纠缠。
现实、政策与经典理论
一方面,政策很清醒。
经济出现下行压力,可以通过一组共振的数据看到内在的逻辑,这种内在的逻辑与外部环境的复杂化、疫情的影响叠加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面对的资本流出。
经济增速在近十年开始下行,从两位数的增长到保9、保8、保7、保6、2022年保5,结果落到3%;另一组数据是民间投资增速,也是在这十年间,以两位数下滑,2021年进入负增长,中国经济结束了高增长,与民间资本的“走资”、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2021年底,老胡很开心,一份调查调查表明坐拥96万亿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57%的占比表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看好;其实,这种调查没什么意义,要看取样的问题是什么?有意义的是老胡作为隐蔽在普通群众中的舆论战线的老战士,他的视角远比司马南更有价值。老胡的关注也是政策的关注;政策在关注非公经济,而不是干掉资本家,没有非公经济的强劲增长,中国经济走不出弱复苏周期。
《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对2018到2022年经济政策的一个总结,再一次强调民营经济是“自己人”,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是未来创新突围的“基础”。
但是,民营需要直接了当回答的问题却是:在我们大国,资本家是不是自己人?
自己人的社会地位
如何看待自己人的社会地位?
如果是自己人,那就用不着去讨论资本家与企业家有什么区别,不需要做意识形态的分割。成功了就是企业家,不成功了,破产了,还妄谈什么企业家,再高尚也什么家都不是,连资本家也不配,那叫老赖。
如果不是自己人,那么,干民营就是一个陷阱,一个自己掏着钱投资,赌着身家性命的,自己跳进去的陷阱。
按照经典的定义,不管你是任正非,还是曹德旺,只要雇佣了劳动者,都是资本家,都是剥削阶级,所赚的钱,无论是通过手机还是新能源汽车玻璃,都是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每一元钱都“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民营经济成了一个被扭曲的怪圈,全世界的经济80%以上都是私人资本,世界并没有因此沦入将夜,而在中国,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民营企业主,你的社会地位将一落千丈,是社会政治的最低层。
也许,昨天王二麻子还是一名工厂的工人,是光荣的领导阶级中的一员,自己一时犯混,在楼下开了个油条店,起早贪黑,比在工厂辛苦太了,但是,很不幸,王二麻子的收入提高了,社会地位贬值了,成了小业主,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如果很快破产,那就成了老赖,又如果一不溜神,走了个狗屎运,发了,那社会地位将一落千丈,成了资本家。
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允许资本家存在,并亲切地称之为“自己人”,但是,从制度层面上说,一切都要以《共产党宣言》为准绳,不能忘记。
这就是悖论。
我们的经济不能没有民营,民营的56789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自身拥有1亿个体工商户4700万企业,叠加上这个庞大的市场主体的家庭,它们不是人民,谁是人民?难道那些嘴上春秋,赚着愚昧流量钱,一分也没有共同的批判者反到了成了人民?民营支持了近60%的税收,85%的就业,它们就是中国经济,它们不是人民经济,那什么是人民经济?
但是,这个庞大的纳税人群体,支持着一个国家经济与收入的主体,却是社会地位的底层,不具有平等的资格。
老胡反对口力劳动者给民营企业主贴标签,出发点是符合政策精神,问题是,按照经典理论,千千万万的企业主就是资本家,这不是贴标签,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任正非被视作为民族工业的英雄,那也还是资本家。
如此地扭曲,那就不是1亿五千万民营经济主体的问题;只能说,是我们文化自设计了一个陷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陷阱。
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周期中,专家们呼吁一视同仁,给予民营企业同行的市场地位,然而,没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又如何给予同等的市场地位?